林立青是在台北集市长大的孩子。

他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卖玉石水晶的小摊位,生意繁忙时无暇顾及儿子。在他成长过程中,最不缺的就是自由的养分。

学校似乎是自由的反义词,他从没喜欢过。他爱出风头,频频跟老师顶嘴。有一阵子,又喜欢跟着一帮孩子溜出校园,去网咖打《星海争霸》。

他在初中的毕业考试中彻底失利,这让他的父母终于确认儿子不是读书的料,由此决定送他去打工,想让劳动代替说教,敦促儿子成长。

15岁开始,他先是被送到别的集市摊位,帮忙卖花生、卖佛跳墙;一段时间后,他进入连锁超市,成为面包坊的学徒;再后来,他又变成帮人组装电脑的临时工。干了很长时间的体力活之后,他转了念,还是想读书,想当大学生,于是去报考了专科学校。

那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已经席卷全球,热门专业是IT,所有人趋之若鹜,林立青的成绩排在末尾,自然是没份,最后只有别人选剩下的土木工程系收了他。

冥冥之中,好像一双手把林立青推向了工地。毕业以后,他在工地当了一名监工,到现在已经十年。监工身份让他成为最合适的观察者。他目睹过很多故事:劳工阶层的悲欢离散,与执法部门的来回博弈,还有工地上那些外籍配偶、槟榔妹、性工作者,以及“看板人”,他们和工人一样,有着相似的处境,也各有各的不幸。

他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工地百态。这些文字最后集结成为《做工的人》。

以下为林立青口述:

《做工的人》封面。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

[一]

2007年,22岁的我走入工地,成为一名监工。

台湾的建筑行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,如果不是有别的选择,谁会想当监工呢。我没办法,我在专科学校念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。毕业找工作的时候,我不想离开台湾,也没能进入公家单位。

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建筑公司,面试很简单,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上班,预期薪水是多少,接着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题,便告知我被录用了。那时候就是这样,不要说监工没人愿意做,就连工人都很难找。

在工地上工作,整天日晒雨淋,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台湾岛内的工程数量逐渐减少,大型工程更是少之又少,相应地,工人的薪水也少得可怜。因此,有我这样主动去应聘的就不错了,对方哪还会挑。

就这样,我开始了工地生涯,成为工人师傅们口中的监工“小林”。

林立青(右一)与工人们。图:赖小路

工人们大多年长于我,并且经验老到。虽然我是他们的领导,但在他们面前,我就是个毛头小子。

工地自有一套运行规则,我很快发现,专业课上所学的知识几乎失灵了。比如那些专业词汇,工人们来自不同地区,文化程度也不高,基本上只知道台湾闽南语念法,我正经八百地使用“国语”名称,他们根本听不懂。比如挖土机,工人一般念台湾闽南语,读作“咖阿掐”。这不见得是我错,只是不符合他们的惯常。师傅们不会抗拒我的指令,但偶尔会向我的长官打小报告,说“这个新的不行”。

有一次,我一早在通知板上写好了工人们的任务。下班前去检查,发现有一个工人压根没动。他向我的主管告黑状,说是我没通知,主管直接臭骂了我一顿。后来主管看到通知板,知道冤枉了我,也没有道歉。这就是工地的处事方式,直接而粗犷,丝毫不讲所谓的礼数。

所以,我悟到的第一个生存技巧就是嘴甜,不管面对谁,我总是把“长官”“主任”挂在嘴边。工地上40岁以下的女工,我统统叫“妹妹”,把人往年轻了叫绝对没错的。有执法部门来检查,工地上难免有纰漏,比如卫生、消防,我会恭恭敬敬地向长官承认错误,告诉他马上修正。有的长官是好人,他会说,你这样我很难办,这其实是放你一马的意思。也有警察一来,就不由分说要开罚单,怎么求情也没用。我了解,他们也有“业绩”压力。

有时候还会有买了房子的客户溜进工地“视察”,追问竣工日期,我也客客气气地安抚他们,快了快了,这边再弄一弄,一定很快就好。伸手不打笑脸人,哪怕我给不出准信儿,他们也不可能一直揪着我。

监工有点像交警,看上去不过是比划比划手势,但实际蕴含的学问不小,要学会审时度势,既协调各方利益,又不破坏施工进度,这些都靠我这个小小的监工来完成。

举个例子,我问你,楼梯间应该先铺地砖还是先做扶手。听起来差不多对不对?如果是没有经验的监工,同时让两方的工人进场去做,免不了互相干扰,起个纠纷。当然,对两方的工人来说,肯定是希望自己先去做,做完就可以收工了。在工地,漫长的等工时间是很消磨人的。我的经验是,看哪个材料便宜就先做那个,比如如果地砖贵,就放在后面贴,如果先贴好了,做扶手的时候难免磕碰,再补就麻烦了。

工人的薪水一般每天一结,如果是新人,什么都不会,大概拿1200块新台币;如果能独立上手干活,能拿2000块;要是做到领班,能带几个人干活,那么可以领到2500块。大环境不好,这差不多就封顶了。

这点薪水想要存下来,甚至供养家庭谈何容易。我经常遇到工人向我借钱的情况,借出去了基本收不回。我的主管早就教过我,不要管。如果我真的不管,我心里过不去,而一旦借钱的口子打开,这种事便会越来越多,拖垮我的生活。

模板工人在切割木料。图:赖小路

[二]

对于工人来说,即使日薪微薄,也一定要从中支出一笔买“保力达B”。这是一种酒精浓度在10%以上的药酒,也含有维他命B。售价80块(新台币)一瓶。你可以想象一下,红酒加中药就是它的味道。直接喝药味太重,工人一般会兑可乐、牛奶或者咖啡。我之前把它称作“工地调酒”,后来有人纠正我,其实工厂里的工人和农民也爱这么喝。

台湾“食药署”把保力达B归为药品,不过工人师傅们才不管这么多,只拿它当饮料喝,提神又解渴。通常情况下,只有在药店凭医生处方才买得到保力达B,但不知道为什么,在工地四周的槟榔摊上,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搞到。一天下来,工地上散落着七七八八的保力达B空瓶,这些是拾荒者的最爱。

保力达B对工人而言为什么那么重要,我不能完全理解。明明薪水已经那么低,并且保力达B对身体并无好处,喝多了还会损害肝脏,为什么他们仍然会毫不吝啬地付出这笔额外的开销。

作为品牌方,保力达B似乎也知道广大劳工阶层是忠实受众,每年末他们推出一则贺岁短片, 讲述劳工心声。这是工人群体最期待的文化事件,大家会热烈地分享、讨论。

保力达B在2010年的贺岁词是这样的:

“……以前只要到年底,总有一些心里的话,想跟工作的朋友们一起共勉;

可是一想到这一年,却不知道一切从何说起;

运气有多差,只要看工作机会有多少;

工资高或低,不用问自己都明了;

最凄惨的是,日子已经不好过,偏偏飓风多;

南部淹大水,北部也受灾;

有人家产全泡汤,更有人连亲人都照顾不了;

……

此刻我们不求财,不求利,只求全家大小平安;

未来再艰苦,也要拼给老天爷看;

新年恭喜,坐阵打拼”

其实,台湾主流的药酒品牌除了保力达B,还有一个叫作三洋维士比。三洋维士比在十几年前还非常受工人喜欢,那时候它的代言人是周润发。后来周润发不代言了,并且随着台湾的经济衰退,工人们不再相信三洋维士比那套教人乐观积极、努力就会有改变的广告说辞了。

除了能提供身体上的支持,我想,保力达B更是他们用来对抗生活的最后的慰藉吧。

和保力达B一样能提神的还有槟榔,含一颗在嘴里,嚼两下,一种神清气爽的滋味遍布全身。当然,比槟榔更提神就是槟榔妹了。她们年轻,穿着清凉,是工地永恒的话题焦点。

槟榔妹。受访者供图槟榔妹。受访者供图

我们管向槟榔妹搭讪的过程叫“亏槟榔”。她们的个性是开朗豪爽的那种,如果你扭捏害羞,绝对没戏。想跟她们约会,你最好大大方方地问“可以约你看电影吗”。

槟榔妹和工人是互有供求的关系,工人倚赖槟榔和保力达B,很多时候,要收包裹,也需麻烦槟榔妹帮忙签收,因为工地实在写不出准确地址。相应的,槟榔妹也要靠我们工人赚提成。她们一个月最多2万块新台币的工资,如果卖的多,或许能有个几百块的奖金。

有一次我跟一个槟榔妹闲聊,她向我感慨,每个人都是凭天赋吃饭,就像你们的天赋是体力一样,我们的天赋是外貌,凭外貌赚钱,和那些明星艺人有什么不同,为什么要受别人的指指点点。

记得她说完后,我内心特别受震动,似乎以前从未想过她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。我再也不会轻视这些年轻女孩,有时候看到她们即使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,冻得手脚哆嗦也不能穿一件厚外套,内心也会轻轻地叹口气。

在工地周围,还有一类人同样艰难地生活着,那就是看板人。看板人比工人不幸在于,他们很多是羸弱的老人,甚至身有残疾,没有体力优势,做不了工地的活,也无其他一技之长,因此只能发挥仅有的一点作用——成为一块活的广告牌。

街头的看板人。受访者供图

看板人的辛苦不像工人那样显而易见。有时他们被要求站在一个地方,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,不能挪动一步,不管是什么天气都一样,甚至去一趟卫生间都不被允许。有时候,他们还被要求扮成蜘蛛侠或钢铁人的样子吸引人目光。

我注意到他们是在2009年前后,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台湾,各行各业都愁云惨淡。我想我还算幸运,顶多就是奖金变少了。但看板人不一样,他们看上去可有可无,经济下行,老板的预算吃紧,看板人就会被咔嚓炒掉。根本不会有人在意,这些羸弱的老者背后支撑着一整个风雨飘摇的家庭。

工人夫妻。图:赖小路

[三]

有一阵子我特别想转行,想想自己每天风里来雨里去,亲手盖了那么多的房子,然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,台北的房价更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数字。并且,多年的工地生活让我染上“香港脚”,支气管和血压也都有问题,发作的时候很是难受。

可我实在想不到还能干点别的什么。被电子商务搞的,摆摊卖货根本赚不了什么钱,我的爸妈在市场经营着一个卖珠宝首饰的小摊位,这两年生意越来越坏。我也不想去卖小吃,单价太低,也不可能挣得多。后来,我把转行的想法摁灭了,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工地吧,毕竟这么些年下来,好歹算混成了“资深”,总不至于失业。

工人们也是一样,如果离了工地,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去处。所有工人的终极愿望都是中彩票,中了彩票就能解决一切麻烦,从工地这个鬼地方逃离。大家热切地期盼着,中了大奖要给自己盖一所大房子,跑掉的老婆能回家或者能与分离的孩子相认。但事实是,又有谁真的中过呢。

我没有见过谁跨越阶层,逃离工地,只见过从高层跌落,流落到工地的。那个人就是阿国。

阿国的前半生绝对是励志典型。在台湾社会,想要改变出身,我认为有三条路径——念书、结婚和创业。虽然创业在现在也不太可能了,因为各行各业都很萧条,但阿国当时身处80年代,社会还是充满希望的。阿国是个聪明又勤快的人,他家原是种田的,但他没有继续干这份辛苦活,而是进入纺织公司学习技术。技术成熟后,他从公司出来,创立了自己的事业,专门整修纺织机器。

一切本来是稳步发展的,他的厂子甚至发展到东南亚,人生很是风光。但很不幸,他在孟加拉的工厂遭遇一次跳电事故,所有设备都被损坏,由此贷款也被断掉了。阿国卖掉房子,从各个亲戚手中借到钱,想要翻身,却又一次地遭遇资金链断裂。这时候阿国已经快五十了,债台高筑,妻子离他而去。他只能来到工地,靠体力还债。

阿国是一个好人,那时候他住我隔壁,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。我生病的时候,哪怕他身上只有500块钱,但他也愿意花200块帮我买药。为了省钱,他白天只靠咖啡和水支撑辛苦劳作的身体,每日只在收工后奖励自己一顿晚餐。就在前段时间,他还跟我借了1000块钱吃饭,可想他生活仍然困窘。

不过,阿国还不是最可怜的。别看平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,天花乱坠地吹嘘自己,说自己多么有男性魅力,服兵役时多么受教官赏识,其实每个人都承担着独有的那份辛酸。

工人的午餐通常是便当。图:赖小路

[四]

收工之后,工人们各有消遣方式,或者去按摩,或者去钓虾。在工地,漫画书很受欢迎,宿舍里经常散落着《龙珠》。当然,武侠和色情类的小说也是热门抢手货,只要有人租一套,整个宿舍的人便轮流着看。

条件好一点的工人喜欢自备一台小DV机,放一些古装戏碟片看。有一段时间,《水浒传》特别火,印象中所有人都围在一起看,大家还跟着哼唱里面的歌曲。

工人们崇拜伍佰,喜欢台湾闽南语歌,那种直接而硬朗的音乐风格是他们钟爱的。相比之下,大众普遍喜欢的周杰伦等反而不受工人的追捧,对工人而言,他们的歌所表达的内容显得遥远而陌生。

在工地待久了,身上不可能不落下毛病。

夏季最容易发生的状况是中暑。干体力的,一是容易高估自己,二是怕误工扣工钱,想着自己撑一撑就好,但往往就倒下了。如果工地在山区,还时有发生蜜蜂蜇人的状况,令人头疼不已。

长期的铁焊工作会伤害视力和肺部,而做久了油漆工会严重损害呼吸道。工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步步摧毁,能做的也只有拖着,尽可能的撑一撑。

在漫长的闷热夏季,因为不允许上身赤裸作业,身着厚重工作服的工人们大多患有皮肤病,发作起来既疼又痒,却很难挠一下,令人煎熬无比。很多工人的肝脏和肾脏也有问题,那是由于保力达B等酒精饮品的伤害。其实,这是一个恶性循环,他们因为没钱买药,只能依靠酒精或止疼片来缓解病痛,但这又让他们的身体遭受进一步的伤害。

钻探工人在为钢料上润滑油。图:赖小路

台湾对劳工的保护程度不高,虽然也有社会保险,但是工人们长期接受高强度的身体劳动,状况百出,靠保险和养老金全然不足以覆盖他们的医疗花费。

偶尔还会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,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会去申诉抗议。官署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,承诺处理,最后不了了之。除非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舆论,工人们的诉求才会解决。否则,工人们就是往官署扔再多的鸡蛋也是无用之举。

台湾社会不是不帮助穷人,而是只帮助符合标准的穷人。很多人的穷法并不符合政府的救济要求,因此他们只能穷到底,穷到末路。

通常,坏消息是一步步靠近的。一开始是某位工友因为身体原因回家休养,隔段时间打电话过去变成了状况恶化,下一次再打过去,人就不在了。有时候是因为白血病,有时候是因为肝癌或者其他。这是我最不愿面对的情景,但这样的情景偏偏时有发生。

在这种无常面前,我什么也做不了,唯有祷告和记录。以前上学的时候,我一点也不老实,还喜欢在课堂上跟老师对呛,说老师偏袒好学生。但我一直热爱阅读,图书馆里的金庸和古龙都被借光了,只有我钻到俄国文学那一区域,啃完了列夫·托尔斯泰的小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托尔斯泰的影响,我常感心里的那份悲悯无处安放。

提笔的契机是在去年的某一天。我在网上闲逛,看到论坛里有网民对做工的人大放厥词,大意是说工地上聚集着一帮社会不良人士。当时我感到异常愤怒,心想,“天呐,你们以为做工的人都是些什么人”,我决定反击。

至此,我开始有计划地在Facebook上写日志,用自己的文字把工人的真实状态展现出来。几年前,我曾想转行,但最终没有成功。现在看来,或许我能凭借自己的文字,让这个愿望继续下去。

第一篇被广泛传播的文章是关于“八嘎囧”的,这个词专指那些爱去寺庙里跳祭祀舞的年轻人。工地上有很多年轻工人是八嘎囧,外界对这群人嘲讽惯了,认为他们是不学无术的坏孩子。我想为他们正名,他们有自己的信念与热爱,代表着一种可贵的青年亚文化。

这篇发出后,收获了5000多个赞,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有几位网络“大V”跳出来反驳我,说我写得有失偏颇。我没有回应什么,只是继续写。慢慢地,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,我反倒变成工地领域的“大V”。

读者中也有工人,他们惊叹道“天哪,一直觉得监工是那种拿着鞭子在背后抽的人” ,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监工居然站到工人的一边。我想,这也许是我不得不承担的双重身份吧,白天在现场,我是那个看上去不近人情的监工;夜晚拿起笔,我只想做一个同情心没有泯灭的作者。

出书后,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都挺兴奋的,有的没被写进书里还跑来质问我,我帮你那么多,你为什么不写我。看样子,他们愿意被人所认识,而我也希望这能让他们的境遇变得好一点。

在开篇,我写下一句话“如有雷同,请哀矜而勿喜”。有人说我放大了悲伤,可是,苦难不是凭空冒出来的,如果能让他们的处境改善,这种记录又有什么问题呢。还有人问我,我们能做些什么。我不知道答案,也仍然在想,除了记录,还能做些什么呢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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